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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首先谈到的是，《屏幕前的童年》原书名“Who’s Raising the Kids？Big Business, and the Lives of Children”，意思是“谁在抚养孩子？大企业与儿童的生活”，这个书名触目惊心，直指大型科技公司和大企业以其针对儿童的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操控性电子产品营销剥夺了父母与家庭的抚养权。中译本书名看起来完全没有表达出这个主题，只是让读者想到当今时代电子屏幕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不过在我们的阅读语境中可以理解的是，把大企业作为与家庭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指控式表述作为书名也似乎太猛了，因此中译本书名可能需要拐一个弯的说法。好在看《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在介绍该书的时候，首先就说“林对屏幕如何占据童年的探讨，是每位父母必读的书”，这样看来中译本的书名也有可取之处。不过还是应该注意的是，中译本书名中的“屏幕”作为电子设备的代称，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与概括的说法，实际上所代表的真正涵义是指数字化时代中无所不在的针对儿童的商业营销；而“童年”固然是全书最核心的关怀对象，但实际上还包括了成年——包括成年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是唯利是图的商业营销的受害者。
该书中译本的编辑推荐语很概括地介绍了该书的主题和主要内容：“为什么孩子会如此难以摆脱屏幕设备的吸引，儿童持续痴迷电子产品的根源是什么？亲子关系紧张、薄弱的自控力、数字成瘾……种种困境和焦虑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显而易见但又经常被忽略的真相：孩子的沉迷，源于企业精密的商业设计。……集换卡、玩具盲盒、儿童版社交媒体、‘开箱’视频、智能音箱、在线教育、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那些让孩子们欲罢不能的科技产品，无一不是企业投入大量资源精心设计、旨在高额获利的商业营销计划。……不受监管的商业主义、无处不在的诱人技术、无孔不入的营销手段。当儿童可以被肆无忌惮地选定为广告受众，他们便成了企业眼中的绝佳猎物。商家和企业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孩子的注意、如何利用孩子的弱点、如何激发孩子的欲望，而不是使用这些产品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还告诉读者，“苏珊·林基于海量的权威心理学研究、亲子访谈、商业调查，全面分析大型企业集团如何借助电子产品和新技术渗透儿童的日常生活，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人际关系与学习成长，进而将其塑造成终身消费者的幕后真相。”这是对“谁在抚养孩子？大企业与儿童的生活”这个核心主题的很有概括性的回答。该书揭露科技巨头与大企业联手争夺儿童的幕后真相，揭穿把孩子一代作为获利猎物的种种无所顾忌的操控性商业营销手法，发出“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说它是数字时代育儿家长们的必读书，一点也不夸张。
有太多家长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是，当你充满爱心地把电子屏幕、电子玩具放任地交给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毒药塞到孩子的头脑里，把孩子交给那些一心只想从你的孩子身上更多、更持久地榨取利润的陌生人的手里。那些陌生人掌握了很多你的孩子的信息和隐私，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孩子的注意、利用孩子的弱点、激发孩子对自己产品的渴望和依赖。“这些陌生人是占用儿童时间的各种APP、玩具、游戏的所有者、制造者、宣传者，他们根据工作要求开发并推销那些能赚大钱的产品，而不考虑使用这些产品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37-38页）书中有很多实证材料和儿童心理研究成果说明这不是危言耸听。
在书中有一段话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对科技巨头的揭露也是够狠的：“科技巨头始终坚持一种极其阴险的做法，让儿童深受其害：从儿童出生开始，这些公司便引诱他们使用数码设备，让他们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将他们训练成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消费者。无论好坏，就其本身而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是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强大工具。对儿童及其家人而言，使用科技产品之所以有害，根源在于这个行业盛行的营利策略——包括侵犯隐私、数据驱动型广告、无限滚动之类的操纵性手段，为了持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激发我们的渴望。如果我们只是偶尔拿手机给孩子玩，他们并不会受到伤害。但问题在于，一旦开了这个头，家长和孩子就难以将使用频率控制在‘偶尔’的程度，孩子玩手机很可能就会成为常态。”（246页）说是“极其阴险的做法”，可能那些从事儿童玩具和数码科技生产的人难以接受，作者也说她并不认为大型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密谋如何给儿童及其家长带来痛苦；问题在于他们只关注如何营利（37页）。问题更在于这些巨头和他们的团队会把唯利是图的原则千方百计贯穿在所有营销策略之中，而且极为擅长地以种种动听的话术给家长和孩子们洗脑。
一位美国读者读完该书之后说：“我在私募股权行业工作，非常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但作为家长，我读这本书并了解到媒体和玩具公司为了利润操控和剥削儿童和家庭的具体例子，令我震惊。这本书真正塑造了我选择让孩子接触什么，也让我坚定了对特定类型电视节目和品牌授权玩具设立界限的信念。我推荐这本书给所有有年幼孩子的家长，帮助你掌握知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对商业诱惑的冲击。”感到震惊是必须的，否则就是世界上最糊涂的、最容易被收割的家长；另外，该书不仅对于家长们有重要意义，对于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议题。
作者在该书的“致读者”和“引言”分别清晰地论述了该书的研究起源和主要内容，是全书的导读。从公共卫生危机和系统性种族歧视中，作者看到了过度的商业主义与这些社会弊病之间的关联：“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如今的儿童面对着无处不在的由技术驱动的营销，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儿童要遭受商家不断的推销。还在于那些几乎不受监管的逐利的大企业信奉和创造的价值观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儿童的生活。”（致读者，第4页）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消费孩子》（Consuming Kids）一书中，主要论述的是商业主义与儿童健康问题的关联，包括儿童肥胖、进食障碍、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暴力、家庭压力以及创造性玩耍的衰微等问题。而在这部《屏幕前的儿童》中，研究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显然都有了拓展。她要让读者面对的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一种文化，这些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利用诱惑性的技术避开家长从而直接向孩子灌输专为他们设计的信息——其中一些信息设计得很巧妙——以操控他们的思想。而且这些公司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帮助孩子健康生活，也不是提倡积极的价值观，更不是改善孩子的生活，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创造利润。……我的目标是让所有关心儿童的人明白：很多孩子每天一醒来就面对着数字化、商业化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有毒的，它不仅影响到儿童个体和家庭个体的幸福，甚至还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祉；纠正这种文化是一项社会责任，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确实能够改善这种状况。”（引言，第1-2页）通过操控思想而创造利润，这种数字化的商业文化所毒害的不仅仅是孩子，同时也是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文明共识的角度都远远没有做好的准备，因此前述的社交媒体“设计成瘾”的审判意义莫大焉。但是要让这个案例成为当代文明的普遍共识，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最近发生美国的一场举世瞩目的司法诉讼就是这部《屏幕前的童年》最接地气和具有精准的现实批判目光及重要意义的最好证明。2026年2月18日，全美第一场追究社交媒体“设计成瘾”的审判在洛杉矶法院正式开庭。法院外的公园里摆了五十尊摆得像墓碑一样的“智能手机”雕像，每一尊雕像代表一个因社交媒体成瘾而死去的孩子，孩子们的父母从全美各地赶来。互联网科技巨头Meta和SnapChat、TikTok、YouTube是被告，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穿过那些雕像和孩子们的父母来到法院。原告有一千六百多名，按常规做法是选出一到两个代表性案件优先审理，这次法院选中一位化名为Kaley的二十岁加州女孩。她声称自己从六岁开始看YouTube，社交媒体的成瘾性加剧了她的抑郁、容貌焦虑和自杀倾向。但是根据1996年的《通信规范法》（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第二百三十款，互联网运营平台无需为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担责。于是Kaley的律师并不针对平台发布的内容，而是直接针对Meta的产品设计本身具有成瘾性，这是非常精准的指控。而在苏珊·林的这部著作中，互联网平台与商家共同合谋通过产品设计本身产生的成瘾性正是她反复从多种角度揭露和论述的议题。当地时间3月26日，陪审团裁定Meta旗下的社交平台Instagram和谷歌旗下的流媒体平台Youtube因为“存在恶意、压迫或欺诈行为”而应该向Kaley支付共计六百万美元的赔偿金，该案被媒体认为是社交媒体与公众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澎湃思想周报》载文（卢南峰撰，《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6年3月30日）评论这场诉讼，文章认为本案被视为可能影响全美数千起类似诉讼的风向标判决。正如美媒所评价，科技巨头当前的处境，堪比上世纪末烟草巨头面临的“滑铁卢时刻”，可能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诉讼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有评论认为，判决虽能引发关注，却易营造“问题已解决”的错觉。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多重因素影响，真正的出路在于系统性的立法与监管：设立严格年龄限制、强化产品安全标准、为儿童提供默认保护，并切实限制十六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与社交平台。文章指出，社交媒体成瘾成为困扰全球的共同问题，也揭示了一个比法律追责更深层、也更严峻的危机：在成瘾设计成为默认商业模式的数字时代，我们正在系统性地丧失作为个体和社会的“认知主权”，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为良好数字生活”的文明抉择。这也正好说明了苏珊·林的《屏幕前的童年》具有敏锐的现实观察力和前瞻性。
严重的问题是，对于商业营销文化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有害思想，人们在生活中或许已经习焉不察，殊不知我们的孩子们正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被这种营销文化洗脑、改造。作者指出：“比如：赞扬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动机和奖赏，如及时行乐，妄自尊大，冲动购物，盲目忠诚于某个品牌，等等。正如我在后文中所说，商业文化的这些信条不仅减损了儿童的幸福，还威胁到了民主制度以及地球的环境。”（10页）因此，作者在书中充分阐述了反对向儿童营销的理由，强调了从法律上阻止此类营销的必要性，并提倡开展面向公众的大规模教育，以帮助商业主义。从写作方法来看，作者“分享了自己从营销会议和科技会议上了解到的信息，包括儿童产品营销人员如何谈论儿童和家庭。我描述了企业吸引儿童及其家人关注它们产品的方法。我考察了庞大的教育科技行业以及该行业占用儿童的在校时间的情况。我分析了谷歌、亚马逊之类的公司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把它们的产品插在家长与孩子中间，扰乱正常的亲子感情的发展……等相关问题”（同上）。在这里可以看出，该书是在现实生活的问题前沿中获得第一手资料，有非常具体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虽然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作者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指出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改变，比如一些社会活动家正在提出阻止企业操控儿童的倡议，一些科技企业内部的高管和工程师也揭露了本行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家长、立法者都开始认识到有必要限制科技行业的一些大行其道的商业行为。总之，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意识到，我们有必要站出来反对操控儿童生活的企业营利行为，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茁壮成长的童年”（12页）。
另外同样很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从一开头就把商业营销的欺骗性与政客的谎言联系起来，说的就是唐纳德·特朗普：“他谎称自己将在连任竞选中获胜——事实证明他输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相信这个谎言。说到撒谎这件事，许多专家和政客公然编造谣言，贬低疫苗、口罩等真正能救命的防护用品的作用。”（致读者，第2页）“美国这次悲惨的重大失败证实了营销力量的可怕。特朗普政府应对病毒的方式似乎确实体现了塞斯·高汀营销格言的精髓：事实无关紧要。（‘病毒是个骗局’‘我们把它控制得很好。’）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同上，第3页）在书中类似这种把商业营销手法与政客操控政坛与民意的手法联系起来分析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很有启发意义。
例如，2016年1月，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我即使朝街上的人开枪，也不会失去支持。”作者说：“当他说出这句‘名言’时，营销与政治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让人颇为不安。很多人都感到震惊——无论他们在政治上属于哪一派。然而，作为一名出色的营销者，同时又是一个品牌的象征，特朗普在发言中只不过是利用了忠实顾客的特点：即使价格或质量发生变化，他们也还是会坚持使用原来的品牌。”（80-81页）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说出的种种谎言、狂言和完全不负责任的言行越来越离谱，虽然民调下降、抗议四起，但是支持者仍然众多，问题已经变成“究竟要怎么样，他才会失去支持”。可以设想的一个残酷的追问是：如果他真的街上随意开枪杀了很多人，而且所有证据确凿，一直以来支持他的人是否还会坚持不承认这个事实或坚持即便是这样也还要支持他呢？问题当然很复杂，但是其中必然涉及一个因素，就是作者所讲的“涓滴式品牌化”（trickle-down branding）。这个概念指的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社会所处的受到商业价值观支配的环境，使承认事实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被品牌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所严重侵蚀。“以美国历届总统为例，他们已经与营销人员和广告商合作了五十多年。从林登·约翰逊一直到罗纳德·里根，再到老布什和小布什、比尔·克林顿，这期间的总统候选人都颠覆了竞选宣传的传统，即至少在口头上表示要解决候选人之间关于各项议题和政策的分歧。他们没有遵循传统，而是专注于调动选民的情绪。”（82-83页）
苏珊·林继续追问和阐释这个“总统品牌化”的问题：“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品牌营销方面最为精明，这是他的一项无可争议的成就。他明目张胆地利用公职来推广自己的私人品牌，并且对此毫无歉意，这种做法史无前例。……由于特朗普打破了政治与自我营销之间的壁垒，开了先例，其他人效仿起来就更容易——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83-84页）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所有言行表现来看，的确是史无前例，而且那种自我营销的手法越离谱，支持他的人会越坚定地继续支持。
但是，也有读者对商业营销与政客政治联系起来的议题表示不同意见：“里面有一些很棒的信息，但她太专注于推动她的左翼议程了。这话题真的很让人厌烦。这个话题不需要被如此政治化。”（见亚马逊网站留言）可以说这种看法有某种代表性，所代表的是对政治议题的反感情绪，其实这种情绪本身就是政治立场的反映。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以事实说话，阐释了针对儿童的唯利是图营销手法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她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政治候选人开展竞选活动要依靠企业的资助，科技公司和娱乐公司每年都要斥资数百万美元，用来游说当选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可能危害企业利益的立法提案就很难成为法律……”（272页）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年多以来，人们对此看得更加清楚了。因此，“不论是何种社会弊病，其根源往往在于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如今，商业对儿童的侵扰与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些政策导致企业权力增强，政府监管力度下降，公立学校、公园、游乐区等获得的资助减少，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媒体垄断加强。所以说，我们需要应对宏观的社会政治问题，正是由于此类问题，儿童才更容易被科技巨头以及其他行业利用——它们通过向儿童营销而兴旺发达”（237页）。很显然，对儿童成长影响极大的商业营销问题不可能与公共政治议题割裂开来而能得到解决。所谓的“左翼议程”在今天完全被污名化，无非是资本利益集团与权力勾结的舆论场战绩。
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中不难看到，在许多社会弊病的背后的确存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比如大型食品公司对儿童的垃圾食品营销导致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的儿童肥胖症，尽管不断有实行营销监管的呼吁，但是情况一直没有多大改变，这很能说明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是什么。为了真正改变这种状况，必定要在公共政治领域中实行各种改革。作者谈到两种改革，一是“竞选资金改革”，目的是要限制企业对政府各方面政策的过度影响，“改革的关键在于否定目前允许企业为政治竞选活动无限输送资金的做法”；二是为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公立学校以及课外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目的是减轻学校对企业赞助的依赖，从而减少校园广告，以保证儿童享有安全、方便的户外空间，能缩短他们在室内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同上）。
对于普通家长来说，作者在书中不断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有几条“切记”“记住”和“不可轻信”是这样的——切记：玩具的功能越多，孩子动手的机会就越少，这些多功能的玩具对健康成长不利；记住：没有证据表明，儿童只有从童年早期开始使用屏幕，才能在数字化的世界取得成功——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切中要害，因为今天的家长太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因而把孩子早早就会使用电子设备作为值得骄傲的事情；记住：孩子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长度增长很容易，要减少却很难，因此不要贪图一时的轻松而随意把电子屏幕交给孩子；不可轻信谷歌或苹果等应用程序商店中标着“教育”字样的APP，多数这类幼儿APP其实并没有教育作用；记住：标榜“免费”的APP可能通过免费增值模式营利，在广告的纠缠下你的孩子可能会花钱升级账号（252-256页）。这些都是有助于把孩子挽救过来的经验之谈。
最后想到的是，好在我们的育儿时代还没有进入今天这个险恶的数字设备营销时代，我们还无需为如何把孩子从屏幕前救出来而揪心。但是我在尔克出生前一天，作为陪护人在医院产科病房写了一篇《致儿子》，其中就这样写道：“我们不会给你买很多玩具。我们只能给你锯几块方木头，捏两团泥巴，你要在最简单的物质中体会到创造性游戏的欢乐，你很快就会明白，那些玩具制造商正是日夜试图剥夺这种欢乐的人。……你应该很好地珍惜你的童年时光，尽情地做各种游戏，尽情地享受纯真，友好，善良的感情和精神。……”（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来被收入一些语文教辅课本）讲的竟然就是《屏幕前的童年》所讲的主题，也可以说明只要我们从儿童的天性出发，就可以看到什么才是儿童成长所真正需要的、健康的东西，而无需被时代的急速变化裹挟而去。当然，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讲的：“儿童身处在一个由贪欲主导的文化中，在科技产品变得越来越诱人的当下，他们势必还会受到伤害。”（285-286页）还应该补充的是，作者在书中也提到，有证据表明很多开发儿童玩具、制定营销策略的老板、高管特别注意让自己的孩子远离电子屏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