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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广告主联合会和联合利华、玛氏等公司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的组织（该组织于本案起诉后解散），其制定的品牌安全标准主要是为了界定在何种条件下品牌广告不应出现在互联网内容旁边，以及如何分类敏感内容的不同风险等级。当马斯克在2022年收购Twitter后，世界广告主联合会以该公司可能不遵守标准为由组织了对Twitter的。Twitter后更名为X，也就是本案原告，认为这种行为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损失，并对其利润、股权价值和商誉造成了损害。

　　但法院经审理认为：反垄断法旨在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原告需要证明被告非法地限制了竞争，并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原告未能证明这点，因此X公司遭受的商业损失，不必然构成反垄断损害。判决书的核心逻辑是X未能证明反垄断损害，法院认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典型的反垄断损害是价格上涨和产量下降，即消费者受损。X平台的损失属于竞争本身带来的损失，即广告商选择了其竞争对手而非X，被告广告商追求的是自身集体利益，而非X平台竞争对手，也就是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利益，而且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指挥或参与这场。

　　假设本案发生在中国，我国法院会怎么判？先看法律规定，本案中，广告商在采购广告位这一环节上，是买方市场的竞争者，WFA及GARM组织广告商集体拒绝在X平台投放广告，属于典型的联合交易行为。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联合交易的垄断协议。根据《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第十二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联合交易达成联合拒绝采购或者销售特定经营者的商品的垄断协议。同时，WFA及GARM法律上属于行业协会，我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

　　但此类案件，民事诉讼维权并非易事，民事诉讼路径举证难度大，认定门槛高。尽管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只要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联合交易垄断协议，就构成违法，但民事诉讼中，法院仍会按照传统的侵权案件审判思路，要求原告进行证明：（1）被告实施垄断行为；（2）该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3）原告因此遭受损失；（4）损失与该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X公司需证明广告商的行为对其造成了经济损失，并证明该损失与垄断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还需证明广告商的行为对市场竞争或消费者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

　　最后，反垄断法并非包打天下的万能药，回到案件本身：马斯克收购Twitter后主张放松平台对于言论的监管，尤其是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的监管，才导致的被广告商。当联合的背后牵涉到内容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等公共利益时，法院和监管部门必然会更加审慎。如果本案在中国发生，试想一下，如果硬核联盟作为中国的手机厂商的最大联盟，集体协议不预装某个应用，理由是该应用内容低俗，怕影响到青少年用户，在监管部门眼里，会觉得这是合理反应，还是滥用市场力量？笔者觉得可能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此事和履行社会责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