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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系统梳理认知战发展历程、核心要素与防御策略。认知战呈现出攻击内化、目标深化、行动常态化、技术融合化、效果长期化五大规律。其运作依托三大核心要素：社交媒体构成核心战场，实现精准靶向与隐蔽操控；心智基模作为终极攻击目标，通过“解构-植入-强化-激活”实现认知重塑；前沿科技作为关键工具，在“数据搜集-生成-投放-评估”闭环中显著提升作战效能。应对认知战威胁需构建三位一体防御体系：渠道层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网络；技术层发展深度伪造检测、AI预警与神经安全防护；内容层培育全民媒介素养与文化自信，以提升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维护社会思想文化安全。
认知战的研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其概念界定尚未形成共识，并与既有的心理战、信息战等概念存在交叉重叠；其二，其行动方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增大了识别与研究难度。因此，开展基础性研究以厘清其内涵与特征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需求，明确认知战内涵，辨析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梳理其核心要素与防御对策。研究成果将为提升认知空间防御能力、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建构、维护社会思想文化安全以及制定因应对策提供理论参考。
1.0版的心理战。心理战是认知战中最古老的概念，早在冷兵器时代便被广泛采用，其直接目标是通过欺骗、威慑、瓦解等手段而改变敌方士兵的认知、情绪与意志，可概括为因“心态崩了”而“不敢打”“不能打”“不想打”；其根本目的是摧垮敌人意志，直接服务于军事目标。如中国古代的“空城计”“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四面楚歌”，古希腊“特洛伊木马计”等都是历史上知名的心理战。一般而言，心理战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隐蔽性，在范围对象上具有特定性，即主要为前方战士；在作用层面上具有情绪性，即主要攻击士兵情绪。心理战之所以为认知战的一种表现形态，源于情绪、意志建立在认知之上。
2.0版的宣传战。宣传战出现于大众媒介兴起之后，其对象既包括士兵，也包括公众，直接目标是通过大众媒体等塑造、改变士兵和公众部分认知而影响其意见和道德立场，争取广泛的支持，即作用于士兵与公众认知层多于其情感与意志层；根本目的是为师出有名而争夺人心，即为自己争取合法性和道德制高点，同时剥夺对方的合法性和正义感，直接服务于政治和战略目标。世界最知名的宣传战案例有美西战争的“记住‘缅因号’”、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海湾战争的“育婴箱事件”。一般而言，宣传战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累积性、中期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公开性，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广泛性，在作用层面上具有认知性。由于宣传战是为了争取民心与争夺舆论，因此又被称为舆论战。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是“巧妙”而隐秘的宣传战的结果。
3.0版的电子战、网络战与信息战。电子战起源于1902年英国海军的无线年日俄战争中首次实战应用。此后，电子战在一战期间得到系统化运用，到二战时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网络战则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海湾战争标志着其登上历史舞台。2007年，爱沙尼亚因苏联红军青铜像争议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2010年，“震网病毒”精准破坏伊朗核离心机，成功实现从网络空间到物理世界的打击。自此，网络战被各国公认为一种独立的战争领域；信息战因海湾战争中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为人所知，其发展有两条路径。军事路径始于1976年托马斯· P.罗纳（Thomas P. Rona）的研究，目标是通过攻击敌方信息系统夺取信息优势和认知优势，涵盖电子战和网络战，手段包括破坏物理系统的硬杀和干扰信息流的软杀。新闻传播路径则由戴尔· 迈纳（Dale Minor）在1970年提出，将信息战视为宣传战和舆论战。当今“信息战”一词通常指其军事内涵。
4.0版的认知战。认知战概念是认知科学的兴起、发展、完善的产物，由美国军方所提出。认知科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旨在研究人脑和心智的工作原理，尤其聚焦神经系统如何表达、处理和转换信息。认知科学下属的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对认识与实践认知战的影响尤其突显。认知战概念于1996年首次出现在美国海军研究院硕士生唐纳德· E.埃兰的学位论文《攻击基础设施：探索进攻性信息战的潜在用途》中。认知战的内涵经历了三次变迁，早期它是信息战的别名，2005年后它意指宣传战，2017年后它才上“高科技的翅膀”，从而区别于信息战、宣传战。此阶段的认知战以认知原理为武器，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干扰、改变敌人的认知，控制敌人的知识获取，以改变敌人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影响决策，阻碍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因此，认知战又被称为是对“制脑权”的争夺。
随着国际传播从“信息传递”升级为“认知塑造”的激烈竞争，社交媒体成为实施认知战最主要、最活跃的场域。截至2024年1月全球社交媒体账号数达到50.4 亿，已占全球人口的62.3%；Facebook/Meta 每月至少有28 亿用户访问，抖音在短短六年时间里积累了超过10 亿的用户，这显示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和强大吸引力。除此之外，社交媒体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赋能使其成为认知战的主战场：精准的靶向攻心。社交媒体平台积累的海量用户数据使攻击方能够深入了解目标群体的特征与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投放信息，实现精准打击；隐蔽的渗透操控。在社交平台上，政治意图被巧妙地包裹在各种新闻、娱乐等真假信息之中，令人不易察觉；高效的传播放大。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会优先推送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和互动的内容，这使得认知战信息能够病毒式传播，迅速形成舆论声势；模糊的作战边界。社交媒体4A属性，即空间无界（Anywhere）、时间即时（Anytime）、用户普适（Anyone）、内容多元（Anything）四大核心特征，为认知战提供了全天候的战场，实现了“无形操控、无痕嵌入、无缝链接、无感入心”的效果，满足了认知战跨越平时与战时的界限，“平战一体、全时释能”的要求。
认知基模是由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概念，指人们大脑中用于组织和解释信息的心理框架。基模稳定且不易改变，影响人们的注意力、理解方式和记忆内容。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现有基模的信息，而忽略或扭曲不符合的信息。因此，认知战以攻击或重塑认知基模为终极目标。重塑认知基模具有三大优势：一是提高信息作战效率，新基模建立后，所有信息都可通过这一框架被顺畅接受，如塑造“某国是侵略者”后，该国任何军事行动都会被自动解读为侵略；二是获得长期持久影响，基模改变后，目标群体会自发用新框架解读后续事件，实现影响的自动化和内化；三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改变底层认知框架使对方自动做出符合己方利益的决策，如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改变了其民众的认知基模，从而使民众怀疑其政府、制度或价值观的合法性，使其凝聚力从内部被瓦解。认知战通常采用“解构—植入—强化—激活”四步组合拳。解构阶段通过发布矛盾信息制造困惑、炒作丑闻、使用冲击性素材引发负面情绪、污名化标签等削弱原有基模。植入阶段利用学者权威、媒体报道、娱乐故事、生活方式符号等构建“民主vs专制”“文明vs野蛮”等简化叙事，利用人类认知弱点完成认知世界切换，如美军游戏《美国陆军》植入“美军行动天然正义”的价值预设。强化阶段通过多渠道高频重复、营造“主流共识”假象、利用算法制造回音室巩固新基模。激活阶段将新基模与身份认同和深层情感绑定，引导支持政策、参与抗议、投票等具体行为，甚至使目标群体对本国产生疏离感。总之，改变认知基模相当于给目标群体的大脑“重装操作系统”，之后所有思维和行为都将在新系统上运行。
前沿科技通过“数据搜集—生成—投放—评估”闭环显著提升作战效能。在情报感知阶段，攻击方运用大数据和AI技术深度分析目标群体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心理弱点，构建精准认知画像；在内容生成阶段，利用AIGC、深度伪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大规模生成或伪造内容，操控信息生态系统。如在巴以冲突中，双方利用深度伪造内容以削弱对方叙事可信度。在委内瑞拉危机中，伪造的马杜罗“辞职演讲”视频广泛传播，造成短期政治混乱；在精准投放阶段，运用算法定向推送信息，利用社交机器人、“网络水军”制造热点，通过顶流意见领袖设置议程影响国际舆论。斯坦福大学调查发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X平台长期运营大量虚假账号享有优先推荐权。在2025年以伊冲突中，以色列利用AI定向推送亲以内容，伪造“伊朗民众庆祝以军空袭”视频通过机器人账号扩散，触达量超2亿人次；在效果评估阶段，实时监测传播效果，通过A/B测试形成“投放—监测—优化—再投放”的自动化循环。此外，各国军方正着力发展神经科学技术、纳米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军事化应用，如使用精神兴奋类药物帮助士兵保持警觉，布局脑机接口、记忆擦除植入等前沿技术，试图从生理层面直接干预人脑的认知过程。
“在信息时代，谁讲故事更有说服力，谁就能赢得软实力竞争。”而讲好故事的前提，是拥有能够让故事传播出去的渠道。因此，在西方掌控主要国际社交媒体的语境下，面对西方随时可能践行乌克兰危机中对俄落下的“数字铁幕”的困境，防御方不能寄希望于在他人平台上争取话语权，必须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渠道体系。为此，防御方一方面要与“今日俄罗斯”（RT）、半岛电视台、拉美电视台等非西方主流媒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内容授权、联合制作、频道共建等方式，借助其在全球的传播网络扩大声音覆盖面；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建设自有的多语种国际传播平台，包括新闻门户、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摆脱对西方的渠道依赖。这两条路径都可重点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南方”市场，通过本地化运营与内容生产，逐步建立传播据点。同时，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渠道还需打造技术自主的传播基础设施。不仅要建设内容平台，更要掌控底层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海外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CDN）、云服务平台，确保关键数据和内容不受西方技术封锁影响。开发自主可控的直播技术、短视频技术、社交互动技术，在技术层面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另外，突破“数字包围”，还需培育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矩阵。打破“官方单一发声”的局限，构建“官方媒体+商业平台+网络红人+民间组织”的多层次传播生态。“在网络时代，权力的来源不再是单一的权威机构，而是分散的、多中心的传播节点。”主动与海外网络红人、意见领袖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内容赞助、议题设置、联合创作等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网红”，支持他们在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建立粉丝基础，形成“去中心化”的传播力量。
首先发展智能化检测与预警技术体系。建立深度伪造检测与内容溯源能力，推动技术从被动识别向主动溯源跃升，追溯制作者、传播路径与幕后组织。推广“数字水印”和“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官方内容打上不可篡改标识，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建立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制度。同时，整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数据资源，利用AI和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网络空间中的虚假信息运动、协同水军行为和敌对叙事框架，建立威胁预测模型，做到“敌未动而我先知”。开发面向公众的浏览器插件或手机应用，自动标记可疑信息、提示伪造风险，为每个用户装上“认知防火墙”。
其次推动认知战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深度伪造检测、AI内容溯源、社交网络分析等关键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实现技术领先。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基础软件必须实现自主可控，在操作系统、数据库、AI框架等底层技术上逐步替代国外产品，确保认知防御技术体系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核心技术除了网络、信息与媒介技术之外，还包括神经科学、脑科学和纳米等前沿技术。一方面要加强脑机接口、神经调控技术、认知增强技术等神经科技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须提前布局防御性技术研发。神经科学家拉斐尔· 尤斯特曾警告：“如果不对神经技术的应用加以规范，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认知操控威胁。”应推动在国际平台建立神经技术伦理公约，限制神经技术的军事化应用。
具体策略包括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推动形成“2小时初步回应、4 小时详实核查”的响应体系，让真相始终跑在谎言前面。整合政府与专业机构数据资源，构建交叉验证的证据链条，并借助可视化技术清晰呈现，增强信息说服力与公众信任。全面推进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教育。构建从小学到大学的阶梯式教育体系：小学阶段侧重培养识别信息来源的能力，中学阶段强化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大学阶段深化批判性思维与主动求证的习惯养成。同时面向全社会开展终身教育，通过社区讲座、网络课程、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提升全民认知安全意识，使每一位公民都成为认知防御体系中的“前线哨兵”。培育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自信是抵御认知攻击的精神免疫系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通过影视、动漫、游戏等现代形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阐明制度优越性与解构话语陷阱。通过历史纵向对比、国际横向比照，用百姓能感受到的案例、事实、数据讲述故事，让民众切身感受国家制度带来的安全、稳定与福祉。正如2025年初，中美网民在小红书上的对账，让中国网民得以重新审视两国制度，进而深化了对美国制度的“祛魅”，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制度的认同与信心。